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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和传说中的中国民主社会党

清末光绪年间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镇压后,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主事者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

康有为、梁启超在流亡海外期间,也在海外华人圈子里大出风头,鼓吹保皇改良,跟鼓吹共和革命的孙中山抢夺华侨群体的支持。

由于慈禧太后借义和团去对付洋人,乃至最后向11国宣战,玩脱了,害得国家遭受八国联军入侵的庚子国难,期间还发生了暴露清廷内部裂痕的"东南互保",乃至最终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经此一番折腾,本来还以支持康梁搞保皇改良为主的海外华侨群体,对满清彻底失望透顶,转而支持孙中山搞共和革命。

武昌首义后,辛亥革命迅速推翻清朝统治,中国成立了亚洲第一个现代共和国。

梁启超也由此顺应潮流,不搞君主立宪了,归顺了共和,并且和坚持保皇思想的康有为分道扬镳。

民国初年,政党纷纭。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成了进步党,推梁启超为主席,而宋教仁则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大选,其实就是梁启超-进步党PK宋教仁-国民党。那一届大选,宋教仁和他的国民党赢了,梁启超当时精神上受不了,在日记里还写了"吾党败矣"的痛苦感受。

当时的民初第一届国会,国民党为第一大党,进步党为第二大党。宋教仁当国务总理组阁,已成定局。而梁启超只能当反对党领袖,在国会里放放嘴炮,监督一下行政当局而已。

然而,谁知风波平地起。宋教仁在上海闸北火车站遇刺,袁世凯百般阻挠司法调查,还绕开国会向西方银行团搞了一笔"善后大借款",拿这笔钱武装了他的北洋军,再派他的北洋军南下,在不经过任何宪法程序的情况下,武力褫夺南方国民党都督的兵权。

这迫使本来还耐心等待司法调查结论、想让袁世凯把总统任期坐满给国家开个好头的孙中山最终忍无可忍,仓促发动二次革命,并被迅速镇压,流亡日本,召集旧部,改组成中华革命党。

袁世凯在镇压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后,不顾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的事实,宣布整个国民党为非法党,勒令解散,这导致了国会第二大党进步党,莫名其妙地获得了组阁权。因为国会第一大党被宣布非法。

当时进步党的熊希龄当上了国务总理,在袁世凯收缴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党证后,在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的总统令上,也附从署名,使得总统令生效,解散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民选国会。

这可以说成是进步党的一个污点,或者说耻辱。但是,在国民党被宣布为非法的当时,国会第一大党都报废了,已经凑不成开会的法定多数,不解散又能如何?

但袁世凯后来的作为,越来越无下限,颁布了《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候选人由上一任大总统保举。这不仅有利于他自己无限连任,还可以传给子孙。但到这一步,他还嫌不够,还要撕下最后一块遮羞布,彻底裸奔当皇帝。这时候,进步党不想陪他玩下去了。

袁世凯出了一大笔钱,请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帮他写文章,给国民洗洗脑,让大家回头觉得君主制度更适合中国。结果这一次,梁启超不保皇了,要保共和,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把袁世凯一手泡制的所谓国体问题大讨论,批得体无完肤。这还不够,梁启超还让自己学生,云南的蔡锷,起兵护国,掀了洪宪帝制的圆台面。

也就是说,反袁护国之战,是梁启超的进步党和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一起干的,哪怕梁启超和孙中山互相打了好多年的口水仗,谁都不服谁,但在反对洪宪帝制的问题上,他们蹲一个战壕了。

袁世凯报废之后,北洋军阀仍然没有真正好好执行《临时约法》所规定的程序正义,这导致孙中山南下广州开府,要护法,而这一回,梁启超再次和孙中山发生分歧。

梁启超不赞同孙中山那样激进地追求一步到位的宪政,而宁肯等北洋军阀慢慢温和改良。他认为孙中山那么搞,是天真幼稚的。但后来发生的事,打了梁启超的脸,让他发现真正天真幼稚的,不是孙中山,而恰恰是他自己。

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北京安福胡同,经常和军政要员一起打麻将,他们顺势组成了"安福俱乐部",说是要"安国福民",不冠以党字,但却是事实上的结党。

那一届大选,梁启超带领进步党老老实实参加北洋政府主办的选举,但却被安福俱乐部公开做票舞弊搞垮。通过强奸民意的假选举,安福俱乐部垄断了95%的国会席位,让梁启超和进步党老实人吃大亏。这导致了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渐进改良"美梦泡汤,进步党也由此泡沫化。

进步党虽然没了,但认同进步党理念和路线的知识分子,仍然在研究如何帮国家恢复宪法秩序。这些文人,也就是所谓的"研究系"。

在研究系文人当中,有一名佼佼者,就是梁启超的弟子,德国留学回来的宪法专家张君劢。

张君劢的妹妹张幼仪,就是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可惜遇人不淑,被徐志摩这个渣男给抛弃了。但张君劢还是爱徐志摩之才华,仍参加了他和陆小曼的婚礼。

张君劢由于有德国留学背景,对一战后流行于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研究颇多,所以在国民党一党"训政"时期的党禁报禁之下,张君劢跟张东荪等人,私下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编者按:中国纳粹党?)。但当时国民政府由于和研究系的前身进步党,素有旧怨,就把张君劢的杂志《新路》给停刊了,把张君劢创办的"政治大学"给充公没收了。还一度绑了张君劢,导致他在被关押期间,落下了终身的腿疾。

但抗战爆发后,蒋府急于团结一切国内政治势力,以求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为此,召开了"国民参政会",跟曾经的仇敌青年党达成了和解。张君劢和他的国社党也由此契机,和青年党一起得到了合法化的承认。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张君劢代表中国,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

1946年,蒋府兑现在重庆时的承诺,举办了全国普选。这一次普选,和民国初年的不一样,不是只有男性纳税大户才能参与,而是不论富人穷人、男人女人、汉人番人,都可以选举和被选举。

张君劢也于1946年,带领国家社会党,和另一个研究系政党,即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较有影响力的民主宪政党合并,成立了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并亲任党主席。

起初,民社党也是张澜的民主同盟的成员。但由于张君劢坚持参加蒋府召集的国民大会,不惜退出民盟。

当时,制宪国大发生争吵,共的代表们指责这一届国民大会是蒋一手包办,不能代表真实民意,并带着民盟代表们一起退出会场,表达抗议,抵制这场制宪会议。

但留在会场内的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的代表们,仍然构成制宪所需的法定多数。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受命主笔这部宪法。

张君劢在红蓝对决、国共内战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试图从中调和、力挽狂澜,提出"民主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

所以张君劢在主笔宪法的过程中,没有采纳1936年5月5日,由时任立法院长的孙中山公子孙科所领导起草的《五五宪草》,而是以大量体现共及民盟的诉求的《政协宪草》为蓝本。

相比起《五五宪草》,《政协宪草》的特点就是更加强化内阁权力而削弱总统权力,更加强化地方自治而削弱中央集权,更加强化直接民主而削弱间接民主。这当场在制宪国大的现场,引起国民党代表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换掉张君劢这个制宪主笔人,回归《五五宪草》。最后,老蒋亲自对国民党代表团发表讲话,劝大家勿以一党之私而妨碍国家制宪大典。这才导致了张君劢主笔的46宪法,竟能如此自由、开放、宽松。

这部宪法于1946年12月25日,由制宪国大三读通过。

在1947年1月1日,由国民政府元旦公告发布全文,供社会大众知悉。

于1947年12月25日正式生效。国民革命军也于同日改名中华民国国军,仍简称"国军",从此不再是国民党的军队,而是中华民国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圣诞节这一天,在台湾是法定节日。只是名义上不是洋教节日,是所谓"行宪纪念日"。

渡江战役开打前,毛提出停战条件,当头一炮废除伪法统,也就是废除这部宪法。还要惩办战犯。43人的战犯名单里,一号战犯当然是老蒋。最后一名战犯就是张君劢。

后来,共军打下整个大陆,宣布参与制宪的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为非法党。这三党一起退入台湾。台湾在两蒋戒严时期,有所谓"党禁报禁"。也就是只有这三个合法政党,不得成立其他的政党。所以两蒋时期的台湾地方选举,也就是这三个党在玩。那段时期,青年党和民社党都有人当选过县市长,当选县市议员就更多了。

而此时,张君劢去了美国,自封"第三势力领袖",他既不满大陆这边,也不爽蒋在台湾搞戒严。但这时候,他一介文人、光杆司令,实在独木难支。他一度回到台湾去参加民社党的大会,劝说同仁们保持团结,避免了民社党因受到丢掉大陆的强烈刺激而分裂。

张君劢的晚年是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大学里讲学,以及在美国大学讲学度过的。期间,国民党的北美党部听说这位宪法之父在美国过得很清贫拮据,还寄了一笔钱给他,被他如数退换。

当时毛也在会议上讲,张君劢对国内知识分子群体影响比较大,所以也让西藏工委主任张经武将军,派人去印度找张君劢。当然,也被张君劢拒绝了。

张君劢死后,民社党的精气神就没了。台湾解严之后,各种政党冒出来,民社党也由此逐渐被岛内主流社会遗忘在角落,并且还经历了若干次内讧和分裂。

蔡英文当局的内政部,在清理僵尸政党的专项整治活动中,把那些长期不过组织生活的空壳政党都给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其中,竟然也包括民社党。

据青年党人说,当时他们青年党还找到民社党,主动提出合并,还说愿意借钱给民社党,以存续其香火。但由于民社党实在泡沫化严重,在内政部给出的表格上,连党主席一栏都不知道该填谁的名字,一个有担当的都没,竟然坐视这个有着丰富历史资源的传承,至此而绝,连台湾法律规定的社团解散补偿款都没拿到。

据民社党的前党员口述,党是被秘书长孙善豪存心搞垮的,此人还把历任党主席的印信墨宝都给私吞了。

由于这些传党信物,比如内政部注册号之类的,都被孙善豪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于是,他们也没办法根据台湾的法律恢复注册登记。

好了,我大致把民社党的历史沿革讲清楚了。

张君劢也曾经撰文批判过袁世凯当局在蒙古问题上的失误。他的老师梁启超更是"中华民族"一词的率先提出者。所以在"汉满蒙回藏皆中国"的观念上,民社党及其前身进步党,比汉民族主义底色浓重的国民党,还要大一统思想。梁启超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中华民国",不提君主立宪了。孙中山也接受了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不搞驱逐鞑虏了。既要共和也要统一的现代中国社会主流共识,是二者之间政党磨合的结果。我只是大体介绍一些历史和学说,让大家知道一下,传说中的民社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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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研究的突破开始于阿瑟·伟利(Arthur D. Waley),他从《九歌》中“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湘君、‘湘夫人、大小司命、河伯、山鬼、国殇”等神鬼推测,楚辞与巫术有密切的关系,他认为楚辞是古代巫师祭祀神鬼时咏唱,用来赞美神灵或祈求神灵降临。 戴维·霍克斯(Daivid Hawkes)继续伟利的思路,认为《离骚》不仅仅表达对国君的失望。他提出历来楚辞注释中“政治譬喻说”的严重缺陷,也指出近代“爱情譬喻说”的不足。 历来《离骚》注家都注意到两套称谓,一是“三后、尧舜、前王”等,二是“美人、荃或蓀、灵修”等,古代注家认为两套称谓都指国君,特指楚怀王。现代注家,如姜亮夫,也有注意到神权和君权,但是认为古代楚国神权与君权未分,屈原用神异代指国君。 多数注家认为彭咸是一个人,他是殷朝忠臣。但是,现在也有人提出彭、咸其实是两个人。《呂氏春秋·勿躬》:“巫彭作醫,巫咸作筮。”如果从巫术角度去解读离骚,屈原“从彭咸之所居”也就很好理解了。政治上的失意,希望得到神明的指引,但是“荃不察余之中情”,霍克斯将“荃”翻译做the Fragrant One(芳馨神君),可以看出屈原对神权也表达非常的不满。前者呼唤三后、尧舜和前王,后者则呼唤巫彭和巫咸。

鱼条(Fish & Chips)也算英国名吃?

读到一篇文章, 英国名吃Fish & Chips 。正如一个跟帖写道,“一个垃圾食品还能写这么多”,居然能把鱼条称作英国名吃,不过仔细一想,英国最著名的传统食物想必也就是Fish & Chips,在英国的中国人大都简称其为“鱼条”。 英国这个小岛国做Fish & chips里面的Fish通常都是海鱼,去了鱼刺,放进油锅里炸成金黄色。炸鱼的时候外面要裹上东西才行,这里又分为两种,一种是Batter,其实就是用自发粉加水和成的面糊;另一种就是把鱼裹上一层Bread Crumbs(也就是面包屑)。这两种方法炸出来的口味有所不同,Batter炸出来的表皮更脆,Bread Crumbs炸出来的没那么厚的面皮。不过多数店铺,尤其是有名的店铺,卖的都是裹了Batter炸的鱼。 英国的Chips跟我们在麦当劳肯德基所吃到的薯条有所不同,英国传统意义上的薯条是短粗型的,炸出来之后咬上一口,脆脆的外皮里面,口感是软软面面的,感觉更像是土豆泥被包在了脆脆的表皮里,土豆所带来的味道在这种薯条上比起麦当劳等要更香更纯一些。在英国买薯条,卖家都会主动问你:Salt and vinegar? 是的,盐和醋是英国人吃薯条的必备。盐就不用多说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醋,不是我们平时炒菜通常用到的老陈醋或是镇江姜汁醋,而是白醋,放在薯条上之后,如果你是用纸袋盛薯条,就要小心袋子湿了容易破了。我个人认为,中国人大多数还是不大习惯醋味的薯条,而且外皮炸得脆脆的薯条,放了醋之后就不脆了。中国人吃薯条应该还是偏爱番茄酱的,但英国人偏偏喜欢薯条配醋,而且往往还是很多醋,这是英国人吃薯条的一大特点。 鱼条的分量很大,一个大份鱼条似乎为一个家庭设计的,也许英国人肚子较大,我即使买一条小鱼和小份薯条也吃不掉,一条大鱼和一分中薯条,够我们三口之家吃了,要是大份薯条肯定吃不了兜了回家,连晚饭都够了。 还有一个回帖说,“ 在中国长大的、能认为鱼条是美味的人真是不多啊。 ”其实鱼条的味道是非常吸引人。去年,老婆跟中介或者房东约了很多房子看,我实在讨厌看房子,但是看在鱼条的面子上,也跟着去了。看了两三家,找个鱼条店,买个大份的,找个公园或者儿童乐园坐下,用很小的木头叉子或者干脆用手抓了薯条吃,一块鱼很快就瓜分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