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头过来，很难抹去“八九”民运给留下的阴影。八零后一代，有些根本没有听说过。一个论坛的会员发帖，“天哪，十有八九怎么是敏感词语了？” 一九八九年，我在温州师院读大三。
大家都上街，我也跟了去了。喊的口号好多，印象深的有“打倒官倒”，因为我第一次听说“官倒”。游行中，大家唱《国际歌》和《国歌》，我感到有点纳闷。游行第一天，轰轰烈烈的在市区绕了一圈，谷亨杰校长跟党委书记在学校门口列队迎接，让学生代表去“谈判”。我对“谈判”这个词感到有点陌生，有什么好谈判的？
校门口好像是马拉松比赛的终点线，很多人都等着游行队伍回来，非常拥挤，我们得用人墙开一条通道，让队伍进入校园。那时我做家教，我的那个女学生拉着男友的手，也跑来站在门口看热闹。看见我，就问，老师，你们干什么？我一时语塞，顿了一下就说，游行。她问，为什么游行？我就回答不出来了。
第二天有规模更大的游行，游行路线也更长，我们跑得更远了。从温州师院老校舍九山湖畔，到温州大学、温州医学院串联所有高校的学生。游行到温州医学院门前，天下起阵雨。很多人都打开随身带的雨伞，我没有带。我就在队列里停下来，高喊：同学们，为了展示我们的大无畏精神，收起雨伞，这点毛毛雨算得了什么。哇！所有的雨伞都齐唰唰的收起来的，真是一呼百应！我被自己的号召力吓了一跳，发愣了好一会儿。
那天一圈下来，我的脚后跟很酸了。第三天，我们班的的好几个学生“觉醒了”，并成为领袖，他们组织更大的游行。五层楼的学生宿舍，窗口挂出绳子吊着的啤酒瓶和脸盆，谐音邓小平和李鹏，用来作为打倒的目标。很多人拿了脸盆敲，但是我没有印象是否有人摔酒瓶。我的脚很酸，天又降瓢泼大雨，我就不想出去了。于是我到图书馆阅览室。阅览室里就我一个人，三个管理员都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问我，大家都革命去了，你怎么跑来图书馆里？我回答说，我的革命在图书馆里。尽管这是我脚酸、不喜欢瓢泼大雨的一个借口，但是我的回答是认真的。因为我看不到学生们上街的理由，同时也让我想起了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里，撰写《资本论》的故事，马克思什么时候上街游行过了？
六月三日晚上，我到温州人民广场，找到黄维勇，因为他跟我关系很好。那里有好几个学生静坐，好像还有人绝食。我跟黄维勇说了北京戒严，他认真地听了，没有回答我就转身走了。于是我就离开了广场，其实他的消息应该比我灵通一些，而且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学校党委说不秋后算账。但是我们班的郑小格被开除了学籍，他父亲包了一辆面包车把他的铺盖运回去。此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他，听说后来他在武汉经商，颇赚了一点钱。郑小格是一个诗人，写的朦胧诗。写作课上，姜嘉飚老师把他的诗作朗诵给大家，其中一句好像是说睡觉时“我拥抱床板”，将老师用夸张的语调读出来，引起哄堂大笑。
学运后，87中文本科班委被解散了，因为班干部中没有几个“清白的”，都在学运中犯了错误。在重新选举班委的时候，我就成为少数几个有资格参选、重建班委的候选人之一。我就在同学们自暴自弃的投票中，当上了班长。上任后，我任命并组建了一个针都戳不响的班委，记得黄永维管理财务，负责每个月给大家分饭菜票。
罢课、罢考给我们最大的好处是，温师院中文本科很顺利的批下来了。我们是第一届本科，学位授予权要等我们这一届四年满后，由省教委根据表现审批，最大的问题是大学英语四级，不是学校自己出卷的，要是真考的话，很多人都可能不及格。因为，学运，学生罢考，就这么过了。
学运后，学校好像停课一段时间，我回到老家。父亲问起我的立场。邓小平的电视讲话给我的印象深刻，他给中共领导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等“代”的划分，具有逻辑性，把中共政权的继承给合理化起来了。我就跟父亲说起这点，父亲说，他不再为我担心了。
大家都上街，我也跟了去了。喊的口号好多，印象深的有“打倒官倒”，因为我第一次听说“官倒”。游行中，大家唱《国际歌》和《国歌》，我感到有点纳闷。游行第一天，轰轰烈烈的在市区绕了一圈，谷亨杰校长跟党委书记在学校门口列队迎接，让学生代表去“谈判”。我对“谈判”这个词感到有点陌生，有什么好谈判的？
校门口好像是马拉松比赛的终点线，很多人都等着游行队伍回来，非常拥挤，我们得用人墙开一条通道，让队伍进入校园。那时我做家教，我的那个女学生拉着男友的手，也跑来站在门口看热闹。看见我，就问，老师，你们干什么？我一时语塞，顿了一下就说，游行。她问，为什么游行？我就回答不出来了。
第二天有规模更大的游行，游行路线也更长，我们跑得更远了。从温州师院老校舍九山湖畔，到温州大学、温州医学院串联所有高校的学生。游行到温州医学院门前，天下起阵雨。很多人都打开随身带的雨伞，我没有带。我就在队列里停下来，高喊：同学们，为了展示我们的大无畏精神，收起雨伞，这点毛毛雨算得了什么。哇！所有的雨伞都齐唰唰的收起来的，真是一呼百应！我被自己的号召力吓了一跳，发愣了好一会儿。
那天一圈下来，我的脚后跟很酸了。第三天，我们班的的好几个学生“觉醒了”，并成为领袖，他们组织更大的游行。五层楼的学生宿舍，窗口挂出绳子吊着的啤酒瓶和脸盆，谐音邓小平和李鹏，用来作为打倒的目标。很多人拿了脸盆敲，但是我没有印象是否有人摔酒瓶。我的脚很酸，天又降瓢泼大雨，我就不想出去了。于是我到图书馆阅览室。阅览室里就我一个人，三个管理员都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问我，大家都革命去了，你怎么跑来图书馆里？我回答说，我的革命在图书馆里。尽管这是我脚酸、不喜欢瓢泼大雨的一个借口，但是我的回答是认真的。因为我看不到学生们上街的理由，同时也让我想起了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里，撰写《资本论》的故事，马克思什么时候上街游行过了？
六月三日晚上，我到温州人民广场，找到黄维勇，因为他跟我关系很好。那里有好几个学生静坐，好像还有人绝食。我跟黄维勇说了北京戒严，他认真地听了，没有回答我就转身走了。于是我就离开了广场，其实他的消息应该比我灵通一些，而且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学校党委说不秋后算账。但是我们班的郑小格被开除了学籍，他父亲包了一辆面包车把他的铺盖运回去。此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他，听说后来他在武汉经商，颇赚了一点钱。郑小格是一个诗人，写的朦胧诗。写作课上，姜嘉飚老师把他的诗作朗诵给大家，其中一句好像是说睡觉时“我拥抱床板”，将老师用夸张的语调读出来，引起哄堂大笑。
学运后，87中文本科班委被解散了，因为班干部中没有几个“清白的”，都在学运中犯了错误。在重新选举班委的时候，我就成为少数几个有资格参选、重建班委的候选人之一。我就在同学们自暴自弃的投票中，当上了班长。上任后，我任命并组建了一个针都戳不响的班委，记得黄永维管理财务，负责每个月给大家分饭菜票。
罢课、罢考给我们最大的好处是，温师院中文本科很顺利的批下来了。我们是第一届本科，学位授予权要等我们这一届四年满后，由省教委根据表现审批，最大的问题是大学英语四级，不是学校自己出卷的，要是真考的话，很多人都可能不及格。因为，学运，学生罢考，就这么过了。
学运后，学校好像停课一段时间，我回到老家。父亲问起我的立场。邓小平的电视讲话给我的印象深刻，他给中共领导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等“代”的划分，具有逻辑性，把中共政权的继承给合理化起来了。我就跟父亲说起这点，父亲说，他不再为我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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