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头过来,很难抹去“八九”民运给留下的阴影。八零后一代,有些根本没有听说过。一个论坛的会员发帖,“天哪,十有八九怎么是敏感词语了?” 一九八九年,我在温州师院读大三。
大家都上街,我也跟了去了。喊的口号好多,印象深的有“打倒官倒”,因为我第一次听说“官倒”。游行中,大家唱《国际歌》和《国歌》,我感到有点纳闷。游行第一天,轰轰烈烈的在市区绕了一圈,谷亨杰校长跟党委书记在学校门口列队迎接,让学生代表去“谈判”。我对“谈判”这个词感到有点陌生,有什么好谈判的?
校门口好像是马拉松比赛的终点线,很多人都等着游行队伍回来,非常拥挤,我们得用人墙开一条通道,让队伍进入校园。那时我做家教,我的那个女学生拉着男友的手,也跑来站在门口看热闹。看见我,就问,老师,你们干什么?我一时语塞,顿了一下就说,游行。她问,为什么游行?我就回答不出来了。
第二天有规模更大的游行,游行路线也更长,我们跑得更远了。从温州师院老校舍九山湖畔,到温州大学、温州医学院串联所有高校的学生。游行到温州医学院门前,天下起阵雨。很多人都打开随身带的雨伞,我没有带。我就在队列里停下来,高喊:同学们,为了展示我们的大无畏精神,收起雨伞,这点毛毛雨算得了什么。哇!所有的雨伞都齐唰唰的收起来的,真是一呼百应!我被自己的号召力吓了一跳,发愣了好一会儿。
那天一圈下来,我的脚后跟很酸了。第三天,我们班的的好几个学生“觉醒了”,并成为领袖,他们组织更大的游行。五层楼的学生宿舍,窗口挂出绳子吊着的啤酒瓶和脸盆,谐音邓小平和李鹏,用来作为打倒的目标。很多人拿了脸盆敲,但是我没有印象是否有人摔酒瓶。我的脚很酸,天又降瓢泼大雨,我就不想出去了。于是我到图书馆阅览室。阅览室里就我一个人,三个管理员都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问我,大家都革命去了,你怎么跑来图书馆里?我回答说,我的革命在图书馆里。尽管这是我脚酸、不喜欢瓢泼大雨的一个借口,但是我的回答是认真的。因为我看不到学生们上街的理由,同时也让我想起了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里,撰写《资本论》的故事,马克思什么时候上街游行过了?
六月三日晚上,我到温州人民广场,找到黄维勇,因为他跟我关系很好。那里有好几个学生静坐,好像还有人绝食。我跟黄维勇说了北京戒严,他认真地听了,没有回答我就转身走了。于是我就离开了广场,其实他的消息应该比我灵通一些,而且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学校党委说不秋后算账。但是我们班的郑小格被开除了学籍,他父亲包了一辆面包车把他的铺盖运回去。此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他,听说后来他在武汉经商,颇赚了一点钱。郑小格是一个诗人,写的朦胧诗。写作课上,姜嘉飚老师把他的诗作朗诵给大家,其中一句好像是说睡觉时“我拥抱床板”,将老师用夸张的语调读出来,引起哄堂大笑。
学运后,87中文本科班委被解散了,因为班干部中没有几个“清白的”,都在学运中犯了错误。在重新选举班委的时候,我就成为少数几个有资格参选、重建班委的候选人之一。我就在同学们自暴自弃的投票中,当上了班长。上任后,我任命并组建了一个针都戳不响的班委,记得黄永维管理财务,负责每个月给大家分饭菜票。
罢课、罢考给我们最大的好处是,温师院中文本科很顺利的批下来了。我们是第一届本科,学位授予权要等我们这一届四年满后,由省教委根据表现审批,最大的问题是大学英语四级,不是学校自己出卷的,要是真考的话,很多人都可能不及格。因为,学运,学生罢考,就这么过了。
学运后,学校好像停课一段时间,我回到老家。父亲问起我的立场。邓小平的电视讲话给我的印象深刻,他给中共领导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等“代”的划分,具有逻辑性,把中共政权的继承给合理化起来了。我就跟父亲说起这点,父亲说,他不再为我担心了。
大家都上街,我也跟了去了。喊的口号好多,印象深的有“打倒官倒”,因为我第一次听说“官倒”。游行中,大家唱《国际歌》和《国歌》,我感到有点纳闷。游行第一天,轰轰烈烈的在市区绕了一圈,谷亨杰校长跟党委书记在学校门口列队迎接,让学生代表去“谈判”。我对“谈判”这个词感到有点陌生,有什么好谈判的?
校门口好像是马拉松比赛的终点线,很多人都等着游行队伍回来,非常拥挤,我们得用人墙开一条通道,让队伍进入校园。那时我做家教,我的那个女学生拉着男友的手,也跑来站在门口看热闹。看见我,就问,老师,你们干什么?我一时语塞,顿了一下就说,游行。她问,为什么游行?我就回答不出来了。
第二天有规模更大的游行,游行路线也更长,我们跑得更远了。从温州师院老校舍九山湖畔,到温州大学、温州医学院串联所有高校的学生。游行到温州医学院门前,天下起阵雨。很多人都打开随身带的雨伞,我没有带。我就在队列里停下来,高喊:同学们,为了展示我们的大无畏精神,收起雨伞,这点毛毛雨算得了什么。哇!所有的雨伞都齐唰唰的收起来的,真是一呼百应!我被自己的号召力吓了一跳,发愣了好一会儿。
那天一圈下来,我的脚后跟很酸了。第三天,我们班的的好几个学生“觉醒了”,并成为领袖,他们组织更大的游行。五层楼的学生宿舍,窗口挂出绳子吊着的啤酒瓶和脸盆,谐音邓小平和李鹏,用来作为打倒的目标。很多人拿了脸盆敲,但是我没有印象是否有人摔酒瓶。我的脚很酸,天又降瓢泼大雨,我就不想出去了。于是我到图书馆阅览室。阅览室里就我一个人,三个管理员都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问我,大家都革命去了,你怎么跑来图书馆里?我回答说,我的革命在图书馆里。尽管这是我脚酸、不喜欢瓢泼大雨的一个借口,但是我的回答是认真的。因为我看不到学生们上街的理由,同时也让我想起了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里,撰写《资本论》的故事,马克思什么时候上街游行过了?
六月三日晚上,我到温州人民广场,找到黄维勇,因为他跟我关系很好。那里有好几个学生静坐,好像还有人绝食。我跟黄维勇说了北京戒严,他认真地听了,没有回答我就转身走了。于是我就离开了广场,其实他的消息应该比我灵通一些,而且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学校党委说不秋后算账。但是我们班的郑小格被开除了学籍,他父亲包了一辆面包车把他的铺盖运回去。此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他,听说后来他在武汉经商,颇赚了一点钱。郑小格是一个诗人,写的朦胧诗。写作课上,姜嘉飚老师把他的诗作朗诵给大家,其中一句好像是说睡觉时“我拥抱床板”,将老师用夸张的语调读出来,引起哄堂大笑。
学运后,87中文本科班委被解散了,因为班干部中没有几个“清白的”,都在学运中犯了错误。在重新选举班委的时候,我就成为少数几个有资格参选、重建班委的候选人之一。我就在同学们自暴自弃的投票中,当上了班长。上任后,我任命并组建了一个针都戳不响的班委,记得黄永维管理财务,负责每个月给大家分饭菜票。
罢课、罢考给我们最大的好处是,温师院中文本科很顺利的批下来了。我们是第一届本科,学位授予权要等我们这一届四年满后,由省教委根据表现审批,最大的问题是大学英语四级,不是学校自己出卷的,要是真考的话,很多人都可能不及格。因为,学运,学生罢考,就这么过了。
学运后,学校好像停课一段时间,我回到老家。父亲问起我的立场。邓小平的电视讲话给我的印象深刻,他给中共领导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等“代”的划分,具有逻辑性,把中共政权的继承给合理化起来了。我就跟父亲说起这点,父亲说,他不再为我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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