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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花阴

秋走又东风,夕霞青烟过龙头,玉龙断回头。
春风迎白雪,滴滴思念,恩仇良心透。
独饮一杯三十后,无泪挂飘袖。
春好道秋后,银发竖起,花比人还瘦。

(Tiger han)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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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尖顶高帽起源于英国

今天读一本有关维多利亚时期的教育的书,惩罚学生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戴高帽站在墙角,这纸糊的尖顶高帽上面有一个字母D或者Dunce,意思是愚蠢,笨蛋。 中国是西方国家的好学生,不过只学坏没学好的。钱钟书曾经评论说,西洋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一是鸦片,而是梅毒。中国人活学活用西洋文化,尖顶高帽不是老师往学生头上戴,而是学生往老师头上戴。

“带包香烟”为什么会成为敏感词被屏蔽?

外卖订单上 “带包香烟”被屏蔽只剩下“帮我****!!”外卖店以为顾客被绑架或者什么意外需要帮助所以报警。这个乌龙事件曝光后引起许多猜测,有人认为法律规定不允许网络销售香烟,所以被屏蔽。也有人认为是“包”字惹的祸。还有人觉得就说“带包香烟”太笼统,应该说明什么牌子,比如熊猫牌香烟。包子和熊猫(维尼熊)都是敏感词。 目前没有见到官方公布的敏感词列表,所以大家只能在使用的时候根据是否被屏蔽做猜测。而且这个列表似乎随时变动。 成为敏感词表明得到国家认证,是国家级荣誉,应该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获得国家级荣誉的指标大概有这些:成为敏感词、被开除族籍、禁止出国、不允许回国、然后是被监视居住或者进监狱。幸好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开除国籍,要不然开除国籍也是其中之一。开除族籍是最近出现的,香港的黎志英和安徽的余茂春两人被开除族籍,尤其是余茂春被除名高考状元和开除族籍,让所有中国人知道原来还有一个这么默默无闻的优秀人物。 尽管避讳是中华文化的传统,敏感词把避讳传统发展到了极致。 汉语不仅被严重污染,而且残缺不全,甚至因为简化造成汉字系统双倍膨胀变得异常复杂。

网传:狱中薄熙来致习近平公开信

【编者按】这封伪托薄熙来的公开信,繁体字与简体字混杂,这里统一做了更改。给一些典故做了注释,并指正错误引文出处。  近平老弟: 别来无恙!给你写信,如何称呼,竟成难题,思之再三,还是依四十年前老例,以老弟相称吧,愚兄今日这样称呼你,既不是故意大不敬,更不是存心套近乎,只因我与你确实有些难分难解的缘由,作为中共老一辈革命家的第一代传人,我俩出身相近,背景相似,细数父辈同为开国副总理而后又同进政治局履职的,在所谓"红二代"的诸弟兄中,屈指仅有你我两人而已,现在我不禁疑惑有人故意造成两雄相争的局面似的。而今时迁势易,成王败寇,你已居庙堂之颠颐指气使,拱为一尊,而我却拜你所赐"以非罪之身” [1] 陷缧绁 [2] 之中,且身患顽疾,苟延残喘,来日无多了,你我本同根同源,然人各有志,政见多有不合,而人在江湖常身不由己参差磨擦,势所难免,及至互存芥蒂,歧见日深,各方争相抅陷深文周纳 [3] ,逐成水火之势,愚本想趁党《十八大》之际,直面老弟,有所陈述,以消弭误解,重修旧好,不料吾弟早巳布局,预设网罗、赚我入京、以非常手段夺我自由,此诚为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毁章行事--未经中央委员会审议而私事抓捕在任的政治局委员。此例一开必将党无法度,国无宁日也!真堪抚掌长太息矣! 诚然,这都是政治利益冲突演变使然,我既纵身政壇泥淖,求仁得仁,又有何怨? 我陷狱八载,不闻世事久矣,已身如槁木,心似古井,本不会也不愿更不屑来打扰老弟,但近年来国事蜩螗 [4] ,香港反送中风暴汹涌未息,讵料武汉瘟疫接踵而至,环顾宇内鄂民死伤枕籍,国人血泪成河,同胞呼救嚎哭,声声不息,国难当头,风云为之变色,天地为之震悚! 苍生生何辜,遭此荼毒!百姓何咎?蒙此浩劫! 语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5] !又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6] "我虽身陷寃狱,头悬随时都可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7] ,但我身为革命后代,岂能在哀鸿遍野,生灵涂炭之时无动于衷,坐视不顾!且气结于胸,骨鲠在喉!故我甘冒斧钺之凶,不避逆鳞 [8] 之怒,决然披肝沥胆,谨向老弟直抒胸臆如下。 第一、是你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9] 这次肆虐全球的新冠瘟疫是由于你渎职,刻意隐瞒而直接造成的,你必须象个有担当的"男儿"坦白负起全责,不然,象当下你四处指鹿为马、卸责甩锅,妄图嫁禍於人,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据传,这是任志强的文章,批评政府应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错误政策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

“人民公社”实验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最大的失败

事实证明,共产主义的实验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最大的失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个朝代替换另一个朝代,只是为了恢复人类社会的正义和秩序,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将人类社会的金字塔倒过来或者将一个立体的社会结构变成平面的,这样,共产主义者就面临着一个两难命题,“剥夺被剥夺者”后他们本身不能成为“剥夺者”,否则就违背了他们的根本原则,而“人民公社”并不能成为这个两难命题的解决方案。 这样,原有的社会结构就被打破了。孟子说,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这句话简单而朴素的概括了人类社会内部的依赖关系,张爱玲在他的《秧歌》中有这么一句话,“穷靠富,富靠天”,也说明同样的道理。社会财富的的积累客观上是为应付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和其它突发事变,所以,地主和资本家的存在并不是坏事。他们残酷的剥削农民和工人的原因缺乏社会正义,而法律和道德约束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手段,而政府和社会舆论则是实现这种法律和道德的工具。 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看,人民公社制度也违反了“ 公地的悲剧 ”原理。所谓的“公地的悲剧”,就是在资源公有的情况下会产生过度利用。美国经济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使用公有的草地上放羊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 草地的饲养容量是一定的,只要羊的总数不超过这个许可量,放牧人可以自由地增加自己羊的数量。但是,随着放牧人不断增加羊的数量,当羊的总数超过了整个草地饲养量的时候,草地最终会荒芜,甚至成为不毛之地。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对每一个牧羊人来说,每增加一头羊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他可以享受这种利益,相对地,由于增加一头羊从而导致过度放牧的损失则是由全体放牧人来承担的,对每一个放牧人来说增加羊的数量是合理的。 人民公社的土地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变为公有。公社成员参加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里吃饭,所有成员都有不劳而获的想法,最大限度的享受公共财产,最少限度的作出贡献。尽管有公分制和生产竞赛,这种热情很快耗尽,做假随之产生。 解决“公地的悲剧”的方法是“把草地作为私有财产分给每一个牧羊人让他们放羊”。这从改革开放后“包干到户”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仍然缺乏正义,法律和道德建设仍然是少数人攫取社会财富和权利的手段,新闻媒体还只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喉舌,舆论受到严格的监控。土地和资产的私有化话题仍然是中国的禁忌。 这种局面必须打破。

在英国看病

最近,我们一家都感冒了。女儿的耳朵又发炎了,一直哭,也不吃饭。 看医生必须先跟他们预约,打电话预约。在中国那需要啊,跑了去等在门诊科过道里,不一会儿工夫也就轮到了。有的人约了也不去,就浪费了,医生的日子很好过。 这里的医院和诊所是分开的。诊所和药房也是分开的。诊所不买药,所以医生只管看病、开方子,当然积极性也不高。要是国内医院,有业务指标,医生多开药,医院多创收,多拿奖金,医生就拼命给你开。这里的的医生听说你敢冒了,给你量以下体温,看一下耳朵有没有发炎,听一下肺有没有杂音,然后会跟你说去买一些止痛片和退烧药吃了,多喝水。在国内,一点感冒,就要几十块、上百的药费。 去医院看病必须经过诊所,由医生开转诊单子才可以。只有一些意外事故,叫了救护车可以直接往医院送。在中国哪里需要这些啊。 我得了重感冒后,医生就让我自己去买退烧药和止痛片,吃了也没管用,瘫在床上两三天后,鼻子和嘴唇全烂起来了,中医叫上火呢。又去看医生了,医生看了一下我的鼻子,给我开了一条消炎药膏,我也没有买。上次朋友回国,留给我好多感冒药和一条999皮炎平,我就又吃了那些感冒药,在鼻子上涂了皮炎平。 那天亲自跑去了看医生,接待室的女人说,预约全满了, 那我只好说,约明天的。 她说,电脑系统坏了,不能预约。让我去一个很远的诊所去。 我说,就在这里等,如果医生如果空出来了,只需半分钟(那是三十秒)时间,看一下我女儿的耳朵和我的烂鼻子。 她说,没有这样的规矩。 于是我差点跟她吵起来。 她还是跟我说去那个很远的诊所去,我就跟她说,我不能开车,我得坐公共汽车花三四个小时去那里,我宁可在这里等三四十分钟,让医生抽空看一下我。 她还是坚持让我去那个诊所,于是我就跟她说,我去中国看我自己的医生,宁可乘坐十个小时的飞机回中国去看我的医生。 于是我就走了,当然我没有回国看医生,去了另一个很远的诊所,花了三四个小时,顺便去了一趟中国超市卖豆腐乳。 这里哪些人看病买药不需要付钱? 16岁以下的 16-18随并且全日制在校生 60岁以上的 孕妇 又一个公费医疗证书 享受政府福利的 正在找工作,并且接受待业补贴的 退伍军人 还有一些其它的人,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总之工作并且付税的人看病买药得付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靠政府救济的人买药不需要付钱。 这里的药费很奇怪,没有考证过,不管医生开的一种药或者十种药,都一个价钱,6镑多。

TG是什么的缩写?

由于网络审查,网民有以“GCD”、“GF”、“土共”、“TG”、“伟光正”、“镰刀锤子帮”等指代中共。TG是“土共”一词拼音首字母的缩写,而且组合起来还很像镰刀锤子,T是锤子,G是镰刀。

动画三国演义主题曲“梦在燃烧”

我太喜欢这首歌了,词曲画皆美,难得! 有缘有情有义,肝胆相照 是非忠奸善恶,分道扬镳 江山美人,锦带折腰 文韬武略,卧龙凤雏,哪堪寂寥 (repeat) 结伴结盟结交,难结同好 借风借火借箭,羽扇轻摇 荣辱兴亡,且一肩挑 深谋远虑都为今朝,梦在燃烧 问鼎三足怎落脚,隆中对分晓 只盼来日登蜀道,再续出师表 不鸣则矣,一鸣动九霄 不出则矣,一出比天高 (repeat) 视频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4NTQyODUy.html 动画《三国演义》是由北京辉煌动画公司、央视动画与日本未来行星株式会社联手制作的,集结了中日两国一流的动画设计团队,忠实于原著、场面宏大。该片的主力收视人群锁定在16至35岁的国内外青年观众。 目前,动画版《三国演义》正在与美、英、法、意、俄等13个国家、30多个电视机构商议播放事项,预计明年4月在日本、欧美等西方主流动画频道开播。据悉,在日本该片的第一版漫画图书首次印刷出版预计100万册。动画《三国演义》的问世,是中日两国在动画制作领域上的一次成功的合作尝试,也是中国主题的动画大片进入西方主流动画频道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对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Cold calling 上门推销或募捐

星期天晚上6点,有人敲门。我们很少开前门,因为前门有三道锁,开起来麻烦。所以一般用边门。走出去一看,是慈善组织来募捐的。很讨厌这种敲门推销或者募捐的,因为不好意思拒绝。 打发走那人后,google了一下,由此学了一个新词 cold calling,指的是上门或者电话推销或募捐的营销手段。网上有个投票,问的是你是否介意慈善组织敲门募捐,89%的人表示反感。 偶有个同事,说她从来不应门。因为大多数敲门的人都是这类 cold caller 或者骗子, 偶说那你错过重要的事怎么办?答曰,朋友亲戚来访一般事先打电话通知,其他重要事务可以通过邮件。想想也对,除了抄电表的每个季度来一次外,确实没有什么重要的‘不速之客’。偶准备以后也学她,至少不轻易为陌生人开门。

理查德·林恩: 中国人将从欧洲人手中接过文明的火炬继续前行

“英国教授:中国必然崛起,从基因学角度解释中国复兴的原因”,大家可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以这样的标题传播的视频,该视频并没有说这个教授的姓名,所以我花了较长的时间搜索,甚至企图用截屏进行脸部识别。最后其实也不难找到这个人, 他叫理查德·林恩(Richar Lynn)生于 1930 年 2 月 20 日,是一位备受争议的英国心理学家和作家。林恩曾任阿尔斯特大学心理学名誉教授,2018年被大学撤销职称。曾任《人类季刊》副主编,现任《人类季刊》主编。 白人至上主义杂志和科学种族主义的传播者 。林恩研究智力,并以他对智力的性别和种族差异的信念而闻名。林恩在英国剑桥国王学院接受教育。他曾在埃克塞特大学担任心理学讲师,并在都柏林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和阿尔斯特大学科尔雷恩分校担任心理学教授。 许多科学家批评林恩关于种族和民族智力差异的研究缺乏科学严谨性、歪曲数据以及促进种族主义政治议程。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表示,林恩与促进 科学种族主义 的学者和组织网络有关。 在 1970 年代后期,林恩写道,他发现东亚人的平均智商更高(IQ) 高于欧洲人,欧洲人的平均智商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 1990 年,他提出弗林效应 ——自 1930 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地观察到的智商分数逐渐提高——可能可以用改善营养来解释。 在与Tatu Vanhanen合着的两本书中,林恩 和 Vanhanen 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发展指数的差异部分是由其公民的平均智商造成的。 林恩还认为,低智商人群的高生育率对西方文明构成重大威胁,因为他认为智商低的人最终将超过高智商的人。他主张采取政治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包括反移民和优生政策,这在国际上引起了严厉批评。 林恩是《人类季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被评论家描述为“科学种族主义机构的基石”。他也是先锋基金的董事会成员,该基金为《人类季刊》提供资金,也被认定为种族主义组织。 早年生活和职业 林恩的父亲悉尼·克罗斯·哈兰德 ( Sydney Cross Harland , 1891–1982)是一位植物学家和皇家学会会员,以棉花遗传学研究而闻名。他由母亲在布里斯托尔长大,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没有见到在特立尼达和秘鲁生活和工作的父亲。 林恩曾在英国布里斯托尔文法学校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他曾在埃克塞特大学担任心理学讲师,在都柏林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和阿尔斯特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 1974 年,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