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爱无期

一

人生如书，自打娘胎始，一页接着一页，父母写了序言，自己撰写内容。我的书，朋友们看过一页，父母看过一页，而我自己则没头没脑的乱翻着。总算是有了机会，整理成册，算是一种交待。

我父母是农民，在家族中很不受人待见，因而我家离寨子很远，而之前发生的那些事，也只是听母亲含泪水诉说。

1979年，一场大火，从某处燃起，烧了大哥的尿布，烧了家具，烧了木屋，烧了一家人的口粮。父亲是退伍军人，又是个爆破师，家里堆了些火药或别的东西，随火爆炸开来，炸碎了母亲的心。那天，母亲抱着半岁不到的大哥在三奶奶家里聊天，听见了爆炸声，看见了那这场烧毁了她希望的大火。

随后，母亲抱着大哥随父亲住在了亲戚家的猪圈里，而家族向村里化缘而来的粮食，父亲一分也没有拿到。后来我听族人说，亲人们把火灾的源头指向给大哥烤尿片的火盆，因而孤立我家。几十年来，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大哥去爷爷家的次数都可以数得过来。

我学业平庸，中学毕业去山东上民营学校，辍学后便到温州打工，在亲戚的介绍下，我和大哥进了一家皮鞋厂，在流水线的最后一道工序做整理工，皮鞋从流水线出来后，我们负责装进鞋盒，再装箱打包，扛包上车，淡季时十点左右可以收工，旺季时则要干到天亮，工资只有450元，加班会有一碗肉丝面。

住老板的老房子，看起来有上百年的历史，阴暗潮湿，第一层是女工宿舍和管理的一个单间，楼上是男宿舍，两个房间摆放着几张铁床，到处散落着衣服和垃圾，严如一个狗窝。

我生性腼腆，每天的生活就两点一线，从车间到那个阴暗潮湿的宿舍，上班时如车间流水线上的一个机械臂，极少到别处转悠。听工友们说，楼上的皮包车间，有不少漂亮女工，其中小部分是本地人，很少和外地人互动，她们的方言如外语，根本听不懂。

有两个邻镇的女工住在楼下宿舍，其中阿芳长相平庸，甚至可以用丑来形容，一直披着头发。工友们常拿她开玩笑，一些老男人甚至对她进行肢体骚扰，不知道是出于青春期的萌动，还是出于正义，有一天一位江西工友和我打赌，只要我能请阿芳出去，就会请我吃东西。

“喂，晚上有没有时间，出去耍？”

我鼓足勇气，站在门口约她，心脏不争气的急骤跳动，生怕失败。

她刚洗完头，笑着回答：“好啊，等我吹干头发再去。”

没想到她竟然答应了，工友有些失落的上了楼，带着一脸的尴尬，听说他一直在追阿芳，写信或是邀请，都未能成功，谁料我一句话，她就会出去。我有些得意，一前一后的和阿芳出了宿舍，沿着弯曲的小道走出了居民区，走过街道，到了繁华的地段。

她说冷。

我没在意，带着她去了一家录相厅。在这样的城市，除了看录相，我实在找不到有意思的娱乐，但看到第三场，就出现了色情电影，我们不得不出了录相厅。

“走，我们去买衣服。”

“不了，过几天我回家去拿。”

半推半就，她跟着我进了一家服装店，选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不到两百块，但却是我所有的积蓄。我心里想，只要她肯收，就代表着接受我这个人了，意味着她从今晚起就是我女友。

我们往回走，没有回宿舍，而是到了瓯江边上，坐在码头上看着远处的温州，看着瓯江大桥。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听我讲家里的事，讲我的理想。

不大一会，来了两男两女，女的打扮得花姿招展，男的穿得时尚，到了码头上，便唱唱跳跳。

“小姐，来陪我跳跳舞。”

一个猥亵男走到我们面前，扯了一下阿芳的手，我站起来，想也没想就一拳揍了过去。

一对四，一场不公平的战斗打响了。

阿芳叫喊着，却无能为力。

很快，我就被打倒在地，被一人骑在身上，另一人拳打脚踢，那两个邪恶的女人则在边上吆喝着。我的大脑猛然清醒，这样下去可不好，必须得走，这样想着，不知哪来的力气，掀翻了身上的人，撒腿就跑。

“你们等着——”

我边跑边喊，住处不远，跑回去叫人来，想必他们也不会拿阿芳怎么样。我跑得很快，感觉耳朵边上呼呼作响，不知伤痛，却甚是担忧阿芳，希望她不要怪我，倘若不跑，后果不堪设想。

亲戚和老乡们很快就拿着菜刀及棍子出来，兵分两路，截堵流氓。我拿着两把菜刀，与一亲戚走在一起，走完马路，快到码头时，看见那两个人走过来。

“打吗？”

亲戚有些担心的问我。

我的手在发抖，为什么手里拿着刀，心里却有了害怕，我看着那两个人，黑暗里他们是那么的邪恶与渺小，我犹豫了，放弃了报复。另一拨人从码头上赶过来，找到了阿芳，我们便回了宿舍。

白色的羽绒服上全是我的血，无论阿芳怎么洗，都有很深的痕迹。大家都劝阿芳，衣服脏了可以再买，先照顾好我。而我，鼻青脸肿，眼睛疼得睁不开，好在阿芳在给我清洗伤口，算是有了一种安慰。

第一次约会是灾难，却亦是开端，我与阿芳走到了一起，但亲戚和工友们的眼神总是怪怪的，似乎有什么事瞒着我。而我的单纯忽视了一些细节，导致后来一路荆棘，甚至给我的人生蒙上了一层灰色，也令父母抬不起头来。

或许，那血色的约会，就是对我的一次警告，而我却冲动的接受着。

二

瓯江是浑的，我从未见过它清澈，有时候我在想，它应该被尘世的肮脏污染，每一次浪潮，总会掀上一些污秽的东西。江的两边，住着密集的人，高楼林立，又有低矮的房屋，酷似贫民区。实质上，瓯江边上贫困的人并不多，大多是家庭作坊，走在任何一条街道上，都可以看到生产的景象，有大有小。

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地级市，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以上，其中贵州人便有三四十万，下班后四处走走，总会看见三五成群的中年人，说着贵州话。然则，贵州人亦是不受欢迎的，由于文化素质低，一些人拉帮结派，不务正业，报纸每天都报道杀人放火，一些厂干脆打出不要贵州人的告示。

我所在的鞋厂，有一小部分是贵州人，或夫妻，或亲戚，或一个村的几个人，逢年过节大家在一起，倒也热闹。但这些人当中，职务相差，工资相差太远，技术工的工资在普工的四倍以上甚至更多，而年轻力壮的普工，一个月最多拿到五百块工资。

微薄的工资，对谈恋爱而言，无疑是一种压力，原本就不省钱的我，一下有了女朋友，每天下班出去玩耍，总得要花点钱，因而我的口袋总是空空的，有时候要提前预支工资，每个月都靠借钱过日子。

阿芳是名做包工人，最忙的时候，可以拿到四千多，平时也会有一两千块，她的工资全给了家里。家里有母亲，两个弟弟，一个弟弟在做包，一个弟弟在上高中，父亲早些年去了意大利，一直不管家里。阿芳的父母以前是开船的，家里有一条船，青田流行出国，一般都偷渡，再转折到某国，阿芳的父亲便是在亲戚的带动下去了意大利，阿芳的梦想之一，也是出国。

她要是出国了，我怎么办？工友们都笑话我，说一起和她出国，肯定能赚大钱，国外工资高，一个月好几万。我有些自卑，不会英语，没有技术，就算是出国，也只能是普通工人，一样没有出头之日，再说了，偷渡风险大，弄不好就死在海上，有几天，我甚至不与阿芳联系，躲在楼上。

一天晚上，我在女生宿舍里玩耍，阿芳的室友回家了，另外两名妇女早早睡了，我把心一横，干脆睡进了被窝里。我们热吻着，紧紧地抱着，足足有十来分钟，我亲吻她的脸，快到耳朵处时，她扭了下头。

黑暗中，我全身发烫，再也顾不了许多，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我要爆发出来——我相信，那两名女工肯定没睡，她们定是在等什么。我的呼吸急骤，像要死了一样，手不停地动，迷茫而有力地去脱阿芳的睡衣，她没有挣扎，任凭我宰割。

一切都照常进行着。

有人劝告我，不能总去女生宿舍，更何况阿芳的室友也在，这样多有不便，建议我搬出去住。这个时候，我哥与我的同学好上了，在外面租了房子，我让他也帮我租了一间，就在他们的隔壁。

说是出租房，还不如说是窝棚，简单的砖砌了两米来高，盖了瓦，门是一块木板，钉了背扣，一张破旧的床，再无摆设。每月五十元，对我来说也是高额负担，何况还要两个人的生活费。

尽管日子过得拮据，我还是开心的，毕竟有了女友。当我在电话里把这个喜讯告诉母亲时，她也很高兴，让我多赚些钱，早点把婚结了。当然，母亲最大的愿望还是修房子，能在老家修幢大房子。我算了一下，修房子至少要十五万，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五百，不吃不喝也要二十几年，我没有修房子的梦，只想学点技术，能够拿点高工资。

好景不长，阿芳回家后就没再回来，她的室友告诉我，阿芳的母亲不同意我和阿芳交往，把她锁在了家里，还给老板打了电话，请几天假。

我着急了，但不知道她家在哪里，只知道在邻镇租房子，她的母亲在踩三轮车，来过几次，不会说普通话，就算是找到她，又能怎么样。我只能等，一天接着一天，心里从未平静过。

终于，阿芳来了，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同意我们交往，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拿五万的彩礼，或是办个出国证，一起出国。

家里一穷二白，我工资又少，上哪弄五万，上哪弄出国证去？我管不了那么多，说了很多好话，阿芳也觉得爱情是自由的，她爱上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钱。我们又住在了一起，她的母亲见阻止不了，也没再软禁她，但从她们争执的语气来看，阿芳要与整个家庭斗争，好几次都差点被拖上三轮车。

如果爱情是一把利剑，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排除万难。如果爱情是把双刃剑，伤了别人，也会伤了自己。我拿着的，不是利剑，是双刃剑，我根本不知道，以后的事出现得太突然，让我绝望，甚至想离开这个世界。

三

如果不是赌气，或许我不会找上阿芳，如果不是坚持，不会有后面荒唐的故事。

拿五百块的工资，谈五万的恋爱，这种不成正比的爱情，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好在阿芳是真心的，或许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或许她许身于我便要过一辈子，或许她有更多的期望，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一起共患难。

我买了一辆二手小飞达，骑着上下班，载着阿芳，平淡充实的生活，倒也幸福。

两个月后，阿芳告诉我，她怀孕了。

什么？她竟然怀孕了！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事实，我迷茫了，怎么会怀孕呢——怎么又不会，我从来就没有经历过，根本就没有避孕。这种想法极为愚蠢，但我怕了，这只是我的第一次恋爱，难道这就是我的归宿，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

这么大的事，阿芳当然要告诉家里，答案很简单，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更不同意生孩子。在家里僵持了几天，阿芳的母亲要带着她去打掉孩子，她死活不同意，偷偷的跑了出来。

 “怎么办？”

 “既然你家里不同意，那就把孩子打了吧。”

 “行，你说了算。”

 “不是我说了算，你说怎么办？”

 “是你把我肚子搞大的，现在怎么不认账了。”

 “我没有不认账，这不是在商量嘛。”

我们出现第一次争吵，显然，我犯了个错误，低估了恋爱的后果，想着一无所有要养一个孩子，我心里乱极了，但这个责任不能不担。

 “妈，我在这边谈了个女朋友，她有了。”

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向母亲求助。得知女友怀孕，母亲让我带着她回家，即使要打孩子，也好有个照应。19岁的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件事，更何况阿芳的母亲要阻止我们来往，倘若此时分手，我就真成了一个彻底的渣男了。

阿芳回家的几天里，我大脑里空空的，所谓的婚姻就是如此吗？充满了矛盾，充满了恐惧，那所谓的幸福又是什么？我幻想着将来的孩子是男是女，是调皮还是懂事，一不小心，鞋包从车上滑落下来，险些压到我脚上，要是躲闪不及，恐怕一条腿就废了。

 “老板，我想辞职，回家有点事。”

终于，我鼓起勇气去辞职，像我这样的普工，随时都可以招得到，但我是亲戚介绍进厂的，辞职前我事先与亲戚通了气，想必他提前告知了老板。老板问了几句话，还提到了阿芳，我们的事在厂里人所共知，老板的话里也带着质疑，似乎并不看好我们。

结算了工资，不到一千块，够两个人的路费。

大哥比我长一岁多，对于爱情，他也是个新手，他没有劝我，我们的共同语言并不多，但凡我决定的事，他都不会干涉。之前他去了广东，在那边很不习惯，实际上工资要比鞋厂高，我给他写了信，他回家后便来了浙江，毕竟亲人在一起要放心得多，但自从各自有了女友后，我们的话更少了。

对于我的安排，阿芳默认了，她别无选择，我们同年，同样没经历过爱情，更没有经历过如此矛盾的问题。阿芳也辞职了，做包本很难辞职，因为车包必须要有一个搭手，她这一走，她的老乡主没有了做包工，好在有一个车包有事请假回老家，那个做包正好代替了阿芳，才得以脱身。

我们退了出租房，乘中巴去温州坐火车，到金华再转车到镇远，再从镇远坐在巴到余庆，余庆再坐中巴到乡道中途下车，走四公里山路回家。

回家的路，在我心里理了很多遍，但我没有想到，出来一年多，竟然是以这种方式回家。无数次想，出来后就要有头有脸的回去，带个女友回去，或是一种安慰，成家立业，先把家成了，或许好运气就来了。

阿芳是偷跑出来的，没带一件衣服，她母亲不同意，还请来了她的二姨，要带她去医院，她找了个机会便离开了家，与我私奔。实际上，我们这一出是多余的，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想这么多，都是打孩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回到贵州老家打，而不选择在医疗条件好的城市。

路上，我们没有太多的话语，大概都在想那个突然来临的生命，不知如何面对她。乘客并不多，能买到硬座，绿皮车里又臭又脏，时不时一辆货车前来，或是漂亮的姑娘，或是上了年纪的臃肿妇女，扯着嗓门喊：“香烟啤酒饮料矿泉水八宝粥……”

尽管，我认为做了一件算是责任的事，却是一件令我后悔的事，我本不应该回家，这一回来，给我的人生，蒙上了一层灰色。

在徐志摩的眼里，爱情是诗，他追求那种浪漫而神圣的东西，为这种东西生，为这种东西死。

张爱玲却说：不管你的条件有多差，总会有个人在爱你。不管你的条件有多好，也总有个人不爱你。

而我，则是爱情边缘上的小丑。

（作者：宗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