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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无期

人生如书,自打娘胎始,一页接着一页,父母写了序言,自己撰写内容。我的书,朋友们看过一页,父母看过一页,而我自己则没头没脑的乱翻着。总算是有了机会,整理成册,算是一种交待。

我父母是农民,在家族中很不受人待见,因而我家离寨子很远,而之前发生的那些事,也只是听母亲含泪水诉说。

1979年,一场大火,从某处燃起,烧了大哥的尿布,烧了家具,烧了木屋,烧了一家人的口粮。父亲是退伍军人,又是个爆破师,家里堆了些火药或别的东西,随火爆炸开来,炸碎了母亲的心。那天,母亲抱着半岁不到的大哥在三奶奶家里聊天,听见了爆炸声,看见了那这场烧毁了她希望的大火。

随后,母亲抱着大哥随父亲住在了亲戚家的猪圈里,而家族向村里化缘而来的粮食,父亲一分也没有拿到。后来我听族人说,亲人们把火灾的源头指向给大哥烤尿片的火盆,因而孤立我家。几十年来,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大哥去爷爷家的次数都可以数得过来。

我学业平庸,中学毕业去山东上民营学校,辍学后便到温州打工,在亲戚的介绍下,我和大哥进了一家皮鞋厂,在流水线的最后一道工序做整理工,皮鞋从流水线出来后,我们负责装进鞋盒,再装箱打包,扛包上车,淡季时十点左右可以收工,旺季时则要干到天亮,工资只有450元,加班会有一碗肉丝面。

住老板的老房子,看起来有上百年的历史,阴暗潮湿,第一层是女工宿舍和管理的一个单间,楼上是男宿舍,两个房间摆放着几张铁床,到处散落着衣服和垃圾,严如一个狗窝。

我生性腼腆,每天的生活就两点一线,从车间到那个阴暗潮湿的宿舍,上班时如车间流水线上的一个机械臂,极少到别处转悠。听工友们说,楼上的皮包车间,有不少漂亮女工,其中小部分是本地人,很少和外地人互动,她们的方言如外语,根本听不懂。

有两个邻镇的女工住在楼下宿舍,其中阿芳长相平庸,甚至可以用丑来形容,一直披着头发。工友们常拿她开玩笑,一些老男人甚至对她进行肢体骚扰,不知道是出于青春期的萌动,还是出于正义,有一天一位江西工友和我打赌,只要我能请阿芳出去,就会请我吃东西。

“喂,晚上有没有时间,出去耍?”

我鼓足勇气,站在门口约她,心脏不争气的急骤跳动,生怕失败。

她刚洗完头,笑着回答:“好啊,等我吹干头发再去。”

没想到她竟然答应了,工友有些失落的上了楼,带着一脸的尴尬,听说他一直在追阿芳,写信或是邀请,都未能成功,谁料我一句话,她就会出去。我有些得意,一前一后的和阿芳出了宿舍,沿着弯曲的小道走出了居民区,走过街道,到了繁华的地段。

她说冷。

我没在意,带着她去了一家录相厅。在这样的城市,除了看录相,我实在找不到有意思的娱乐,但看到第三场,就出现了色情电影,我们不得不出了录相厅。

“走,我们去买衣服。”

“不了,过几天我回家去拿。”

半推半就,她跟着我进了一家服装店,选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不到两百块,但却是我所有的积蓄。我心里想,只要她肯收,就代表着接受我这个人了,意味着她从今晚起就是我女友。

我们往回走,没有回宿舍,而是到了瓯江边上,坐在码头上看着远处的温州,看着瓯江大桥。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听我讲家里的事,讲我的理想。

不大一会,来了两男两女,女的打扮得花姿招展,男的穿得时尚,到了码头上,便唱唱跳跳。

“小姐,来陪我跳跳舞。”

一个猥亵男走到我们面前,扯了一下阿芳的手,我站起来,想也没想就一拳揍了过去。

一对四,一场不公平的战斗打响了。

阿芳叫喊着,却无能为力。

很快,我就被打倒在地,被一人骑在身上,另一人拳打脚踢,那两个邪恶的女人则在边上吆喝着。我的大脑猛然清醒,这样下去可不好,必须得走,这样想着,不知哪来的力气,掀翻了身上的人,撒腿就跑。

“你们等着——”

我边跑边喊,住处不远,跑回去叫人来,想必他们也不会拿阿芳怎么样。我跑得很快,感觉耳朵边上呼呼作响,不知伤痛,却甚是担忧阿芳,希望她不要怪我,倘若不跑,后果不堪设想。

亲戚和老乡们很快就拿着菜刀及棍子出来,兵分两路,截堵流氓。我拿着两把菜刀,与一亲戚走在一起,走完马路,快到码头时,看见那两个人走过来。

“打吗?”

亲戚有些担心的问我。

我的手在发抖,为什么手里拿着刀,心里却有了害怕,我看着那两个人,黑暗里他们是那么的邪恶与渺小,我犹豫了,放弃了报复。另一拨人从码头上赶过来,找到了阿芳,我们便回了宿舍。

白色的羽绒服上全是我的血,无论阿芳怎么洗,都有很深的痕迹。大家都劝阿芳,衣服脏了可以再买,先照顾好我。而我,鼻青脸肿,眼睛疼得睁不开,好在阿芳在给我清洗伤口,算是有了一种安慰。

第一次约会是灾难,却亦是开端,我与阿芳走到了一起,但亲戚和工友们的眼神总是怪怪的,似乎有什么事瞒着我。而我的单纯忽视了一些细节,导致后来一路荆棘,甚至给我的人生蒙上了一层灰色,也令父母抬不起头来。

或许,那血色的约会,就是对我的一次警告,而我却冲动的接受着。

瓯江是浑的,我从未见过它清澈,有时候我在想,它应该被尘世的肮脏污染,每一次浪潮,总会掀上一些污秽的东西。江的两边,住着密集的人,高楼林立,又有低矮的房屋,酷似贫民区。实质上,瓯江边上贫困的人并不多,大多是家庭作坊,走在任何一条街道上,都可以看到生产的景象,有大有小。

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地级市,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以上,其中贵州人便有三四十万,下班后四处走走,总会看见三五成群的中年人,说着贵州话。然则,贵州人亦是不受欢迎的,由于文化素质低,一些人拉帮结派,不务正业,报纸每天都报道杀人放火,一些厂干脆打出不要贵州人的告示。

我所在的鞋厂,有一小部分是贵州人,或夫妻,或亲戚,或一个村的几个人,逢年过节大家在一起,倒也热闹。但这些人当中,职务相差,工资相差太远,技术工的工资在普工的四倍以上甚至更多,而年轻力壮的普工,一个月最多拿到五百块工资。

微薄的工资,对谈恋爱而言,无疑是一种压力,原本就不省钱的我,一下有了女朋友,每天下班出去玩耍,总得要花点钱,因而我的口袋总是空空的,有时候要提前预支工资,每个月都靠借钱过日子。

阿芳是名做包工人,最忙的时候,可以拿到四千多,平时也会有一两千块,她的工资全给了家里。家里有母亲,两个弟弟,一个弟弟在做包,一个弟弟在上高中,父亲早些年去了意大利,一直不管家里。阿芳的父母以前是开船的,家里有一条船,青田流行出国,一般都偷渡,再转折到某国,阿芳的父亲便是在亲戚的带动下去了意大利,阿芳的梦想之一,也是出国。

她要是出国了,我怎么办?工友们都笑话我,说一起和她出国,肯定能赚大钱,国外工资高,一个月好几万。我有些自卑,不会英语,没有技术,就算是出国,也只能是普通工人,一样没有出头之日,再说了,偷渡风险大,弄不好就死在海上,有几天,我甚至不与阿芳联系,躲在楼上。

一天晚上,我在女生宿舍里玩耍,阿芳的室友回家了,另外两名妇女早早睡了,我把心一横,干脆睡进了被窝里。我们热吻着,紧紧地抱着,足足有十来分钟,我亲吻她的脸,快到耳朵处时,她扭了下头。

黑暗中,我全身发烫,再也顾不了许多,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我要爆发出来——我相信,那两名女工肯定没睡,她们定是在等什么。我的呼吸急骤,像要死了一样,手不停地动,迷茫而有力地去脱阿芳的睡衣,她没有挣扎,任凭我宰割。

一切都照常进行着。

有人劝告我,不能总去女生宿舍,更何况阿芳的室友也在,这样多有不便,建议我搬出去住。这个时候,我哥与我的同学好上了,在外面租了房子,我让他也帮我租了一间,就在他们的隔壁。

说是出租房,还不如说是窝棚,简单的砖砌了两米来高,盖了瓦,门是一块木板,钉了背扣,一张破旧的床,再无摆设。每月五十元,对我来说也是高额负担,何况还要两个人的生活费。

尽管日子过得拮据,我还是开心的,毕竟有了女友。当我在电话里把这个喜讯告诉母亲时,她也很高兴,让我多赚些钱,早点把婚结了。当然,母亲最大的愿望还是修房子,能在老家修幢大房子。我算了一下,修房子至少要十五万,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五百,不吃不喝也要二十几年,我没有修房子的梦,只想学点技术,能够拿点高工资。

好景不长,阿芳回家后就没再回来,她的室友告诉我,阿芳的母亲不同意我和阿芳交往,把她锁在了家里,还给老板打了电话,请几天假。

我着急了,但不知道她家在哪里,只知道在邻镇租房子,她的母亲在踩三轮车,来过几次,不会说普通话,就算是找到她,又能怎么样。我只能等,一天接着一天,心里从未平静过。

终于,阿芳来了,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同意我们交往,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拿五万的彩礼,或是办个出国证,一起出国。

家里一穷二白,我工资又少,上哪弄五万,上哪弄出国证去?我管不了那么多,说了很多好话,阿芳也觉得爱情是自由的,她爱上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钱。我们又住在了一起,她的母亲见阻止不了,也没再软禁她,但从她们争执的语气来看,阿芳要与整个家庭斗争,好几次都差点被拖上三轮车。

如果爱情是一把利剑,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排除万难。如果爱情是把双刃剑,伤了别人,也会伤了自己。我拿着的,不是利剑,是双刃剑,我根本不知道,以后的事出现得太突然,让我绝望,甚至想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不是赌气,或许我不会找上阿芳,如果不是坚持,不会有后面荒唐的故事。

拿五百块的工资,谈五万的恋爱,这种不成正比的爱情,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好在阿芳是真心的,或许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或许她许身于我便要过一辈子,或许她有更多的期望,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一起共患难。

我买了一辆二手小飞达,骑着上下班,载着阿芳,平淡充实的生活,倒也幸福。

两个月后,阿芳告诉我,她怀孕了。

什么?她竟然怀孕了!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事实,我迷茫了,怎么会怀孕呢——怎么又不会,我从来就没有经历过,根本就没有避孕。这种想法极为愚蠢,但我怕了,这只是我的第一次恋爱,难道这就是我的归宿,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

这么大的事,阿芳当然要告诉家里,答案很简单,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更不同意生孩子。在家里僵持了几天,阿芳的母亲要带着她去打掉孩子,她死活不同意,偷偷的跑了出来。

 “怎么办?”

 “既然你家里不同意,那就把孩子打了吧。”

 “行,你说了算。”

 “不是我说了算,你说怎么办?”

 “是你把我肚子搞大的,现在怎么不认账了。”

 “我没有不认账,这不是在商量嘛。”

我们出现第一次争吵,显然,我犯了个错误,低估了恋爱的后果,想着一无所有要养一个孩子,我心里乱极了,但这个责任不能不担。

 “妈,我在这边谈了个女朋友,她有了。”

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向母亲求助。得知女友怀孕,母亲让我带着她回家,即使要打孩子,也好有个照应。19岁的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件事,更何况阿芳的母亲要阻止我们来往,倘若此时分手,我就真成了一个彻底的渣男了。

阿芳回家的几天里,我大脑里空空的,所谓的婚姻就是如此吗?充满了矛盾,充满了恐惧,那所谓的幸福又是什么?我幻想着将来的孩子是男是女,是调皮还是懂事,一不小心,鞋包从车上滑落下来,险些压到我脚上,要是躲闪不及,恐怕一条腿就废了。

 “老板,我想辞职,回家有点事。”

终于,我鼓起勇气去辞职,像我这样的普工,随时都可以招得到,但我是亲戚介绍进厂的,辞职前我事先与亲戚通了气,想必他提前告知了老板。老板问了几句话,还提到了阿芳,我们的事在厂里人所共知,老板的话里也带着质疑,似乎并不看好我们。

结算了工资,不到一千块,够两个人的路费。

大哥比我长一岁多,对于爱情,他也是个新手,他没有劝我,我们的共同语言并不多,但凡我决定的事,他都不会干涉。之前他去了广东,在那边很不习惯,实际上工资要比鞋厂高,我给他写了信,他回家后便来了浙江,毕竟亲人在一起要放心得多,但自从各自有了女友后,我们的话更少了。

对于我的安排,阿芳默认了,她别无选择,我们同年,同样没经历过爱情,更没有经历过如此矛盾的问题。阿芳也辞职了,做包本很难辞职,因为车包必须要有一个搭手,她这一走,她的老乡主没有了做包工,好在有一个车包有事请假回老家,那个做包正好代替了阿芳,才得以脱身。

我们退了出租房,乘中巴去温州坐火车,到金华再转车到镇远,再从镇远坐在巴到余庆,余庆再坐中巴到乡道中途下车,走四公里山路回家。

回家的路,在我心里理了很多遍,但我没有想到,出来一年多,竟然是以这种方式回家。无数次想,出来后就要有头有脸的回去,带个女友回去,或是一种安慰,成家立业,先把家成了,或许好运气就来了。

阿芳是偷跑出来的,没带一件衣服,她母亲不同意,还请来了她的二姨,要带她去医院,她找了个机会便离开了家,与我私奔。实际上,我们这一出是多余的,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想这么多,都是打孩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回到贵州老家打,而不选择在医疗条件好的城市。

路上,我们没有太多的话语,大概都在想那个突然来临的生命,不知如何面对她。乘客并不多,能买到硬座,绿皮车里又臭又脏,时不时一辆货车前来,或是漂亮的姑娘,或是上了年纪的臃肿妇女,扯着嗓门喊:“香烟啤酒饮料矿泉水八宝粥……”

尽管,我认为做了一件算是责任的事,却是一件令我后悔的事,我本不应该回家,这一回来,给我的人生,蒙上了一层灰色。

在徐志摩的眼里,爱情是诗,他追求那种浪漫而神圣的东西,为这种东西生,为这种东西死。

张爱玲却说:不管你的条件有多差,总会有个人在爱你。不管你的条件有多好,也总有个人不爱你。

而我,则是爱情边缘上的小丑。

(作者:宗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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