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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不应该是情人节,而应该是母亲节

蝴蝶的天空记述了她故乡的“七夕”风俗,她说:

我反而怀念小时候在老家,故乡的人是用另一种方式去默默理解这个节日的。七夕的一大早,镇上的姑娘们就披着晨光去河里挑一担水回家,这一担水比平常的要清,要凉,还可以放在瓦罐里储存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会变质,每当家里有人上火了,喝一勺,火气就下去了。老人说,因为这水是织女看见牛郎了而流下的眼泪。

并且质疑,“七夕”作为情人节的牵强附会,并且,牛郎织女一年之中相会就那一个晚上,惨兮兮的,是否应该快乐。

应该说,什么节日都应该快乐的,甚至有人内心充满怨恨,也有可能被强迫者做出快乐的样子。

西方人质疑圣诞节是否快乐。有人说,约瑟夫和玛丽那时正在逃难,他们在逃难途中生下耶稣。从现在的话说,他们是难民。用中国的事情类比,也许不太适用,他们在逃计划生育。作为难民,而且耶稣随时有生命危险,圣诞怎么会快乐呢?

我们老家,七月七是天亲娘节,祭拜天亲娘的。每家长子出生,开始拜织女为天亲娘,这种祭拜活动一直到长子结婚成家结束。所以,不应该是情人节,而应该是母亲节。

箬笠和蓑衣 coir cape and bamboo hat

《列子-力命第六》“数君者将守之,吾君方将被蓑 笠而立乎畎亩之中,唯事之恤,行假今死乎?”

But if all these rulers were now in possession, where would your Highness be? Why, standing in the furrowed fields, clad in coir cape and hat! Condemned to a hard life on earth, you would have had no time, I warrant, for brooding over death.

红楼梦第十七回:“ 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
Having read this through, she had just put down her brush and was about to go to bed when Pao-yu was announced. And in he walked, in a large hat of plaited bamboo leaves and a coir cape.

"Where does this fisherman come from?" she greet him laughing.

英语中,所有的竹子似乎都叫bamboo,不管毛竹,箪竹,箬。比如,有关粽子的描述:
Zongzi, made of glutinous rice stuffed with different fillings and 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 They are cooked by steaming or boiling.

Coir, generally speaking, is a coarse water-resistant fiber extracted from the outer shell of coconuts, used in doormats, brushes, mattresses, and ropes. What normally used in Chinese coir cape are kind of skin taken off from a palm tree, that i…

“人民公社”实验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最大的失败

事实证明,共产主义的实验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最大的失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个朝代替换另一个朝代,只是为了恢复人类社会的正义和秩序,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将人类社会的金字塔倒过来或者将一个立体的社会结构变成平面的,这样,共产主义者就面临着一个两难命题,“剥夺被剥夺者”后他们本身不能成为“剥夺者”,否则就违背了他们的根本原则,而“人民公社”并不能成为这个两难命题的解决方案。

这样,原有的社会结构就被打破了。孟子说,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这句话简单而朴素的概括了人类社会内部的依赖关系,张爱玲在他的《秧歌》中有这么一句话,“穷靠富,富靠天”,也说明同样的道理。社会财富的的积累客观上是为应付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和其它突发事变,所以,地主和资本家的存在并不是坏事。他们残酷的剥削农民和工人的原因缺乏社会正义,而法律和道德约束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手段,而政府和社会舆论则是实现这种法律和道德的工具。

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看,人民公社制度也违反了“公地的悲剧”原理。所谓的“公地的悲剧”,就是在资源公有的情况下会产生过度利用。美国经济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使用公有的草地上放羊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

草地的饲养容量是一定的,只要羊的总数不超过这个许可量,放牧人可以自由地增加自己羊的数量。但是,随着放牧人不断增加羊的数量,当羊的总数超过了整个草地饲养量的时候,草地最终会荒芜,甚至成为不毛之地。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对每一个牧羊人来说,每增加一头羊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他可以享受这种利益,相对地,由于增加一头羊从而导致过度放牧的损失则是由全体放牧人来承担的,对每一个放牧人来说增加羊的数量是合理的。

人民公社的土地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变为公有。公社成员参加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里吃饭,所有成员都有不劳而获的想法,最大限度的享受公共财产,最少限度的作出贡献。尽管有公分制和生产竞赛,这种热情很快耗尽,做假随之产生。

解决“公地的悲剧”的方法是“把草地作为私有财产分给每一个牧羊人让他们放羊”。这从改革开放后“包干到户”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仍然缺乏正义,法律和道德建设仍然是少数人攫取社会财富和权利的手段,新闻媒体还只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喉舌,舆论受到严格的监控。土地和资产的私有化话题仍然是中国的禁忌。

这种局面必须打破。

21世纪中国的“文化侵略”

我们的教科书将西方国家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称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2004年开始,我们渐渐地在世界各地看到“孔子学院”,听到新闻媒体报道全球的“汉语热”。这些“孔子学院”使用相同的名称和标志,提供相同的教学内容,该项目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往往被称作“官民并举”的文化交流项目。其实,仔细查阅相关资料,是中国政府有计划地向全球文化输出战略的一部分,具体由中国国家汉办交流处负责。

2004年11月,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举行了挂牌仪式。2005年6月,美国马里兰大学同意建马里兰孔子学院。同月,在瑞典首都建立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一事也达成协议。仅隔一天,东非国家肯尼亚也同意在内罗毕大学设置孔子学院。紧跟其后的还有乌兹别克、英国、泰国……按照这个势头,中国政府计划建立百余座“孔子学院”的想法恐怕不会有更多困难。(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教育处)。

2005年12月,非洲第一间孔子学院在肯尼亚首都內罗毕(Nairobi)揭幕。至2006年,合共有100多名南非学生通过考试,进入孔子学院学习。目前,非洲14个国家家中,合共成立了21间孔子学院。2006年4月,国家主席主席胡锦涛访问肯尼亚時,接見内罗毕孔子学院师生。(非洲中文网

百年树木

这几天,老是想起老家的果树,也许是老了,远离家乡,开始生活在回忆里。
屋横头的灿柿应该有百多年的历史了吧?这棵灿柿我家和对门从锡叔叔家有份,而我父亲的爷爷与从锡叔叔的爷爷是兄弟,也就是说,这颗灿柿是我的太公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父亲这一辈,除了长尾巴鸟(喜鹊)外,这颗灿柿已经有六户人家共享,每年都会因采摘柿子而发生争执。
奶奶在世,她是不让我们碰红柿子的。她将半熟的柿子采摘了藏起来,说是有客人来,做“回盂”的“索隔”。然而,除了姑妈和姑婆,奶奶家没有多少亲戚来往,不知不觉地柿子都烂了。然后,突然哪一天记起来,将烂柿子拿出来,让我们吃。
几年没有回去,柿子是否照样红艳?
这颗灿柿跟附近殿山陇的松树一起,见证了百多年的历世。殿山陇的松树,是坟头树。没有人知道是谁的,也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个坟墓属于谁家祖先。直到三十年前,重修宗谱,才知道这个坟墓是乐清水涨人的。
大炼钢铁,山上树木被砍光了。母亲说,老鹰岩附近的灌木原来比人都高,野猪出没,村里每天晚上得派人巡夜,敲着梆子赶野猪,要不然野猪偷吃土豆、番薯。一夜下来,番薯地会被猪鼻子翻个遍。但是,我开始砍柴的时候,老鹰岩已经找不到多年生柴筱了。大炼钢铁、开荒大生产、大力种植经济作物,陌生的农作物来了又去了,然而,没有人敢动那些风水树。
人民公社让种茶叶,村民们把降外整个山坡开垦出来,种上茶树。茶叶由政府收购。茶叶需要采摘、制作,收购时被分等定价。
人民公社让种山茶,村民们拔了茶叶树种山茶树。山茶果用来榨油。然而,我开始能砍柴、放牛的时候,已经没有人采摘山茶果,也不见收购。我就用竹鞭串了青山茶果,甩流星弹玩。
人民公社让种玉米,说玉米如何如何营养丰富。于是村民们种了好多玉米。以往,在自己院子里种两三棵,半成熟时,采了玉米棒煮了啃的。现在,收成好多,也不知道怎么吃。母亲就磨了玉米粉,煮玉米糊吃,糊里加一些青菜,吃不习惯,觉得特别的难吃。不久,没有人种植玉米。
人民公社让种苜蓿,我们叫“草籽”。也由收购站收购。据说是,内蒙草原上用来种草给牛马作饲料。后来不再收购,父亲将刚开花的苜蓿犁进土里做肥料了。
还有乌桕树,冬天桕子掉了壳,好像满树开了白花。桕子也被收购,据说用来榨油。
还有桐梧树,桐梧也用来榨油,可能是桐油,用来油漆家具。
人民公社被“拨乱反正”改为乡政府。乡政府照样过来让你种植各种各样的“经济作物”,不过比人民公社的人稍微有头脑一些,不过他们来一趟,…

爱国贼

“爱国贼”这个词是早已有之的。一九二二年一月出版的《戏剧》第二卷第一号,有陈大悲创作的独幕剧,就叫《爱国贼》。陈大悲描写的这个爱国贼,专事偷窃的营生。他溜进一个大买办的藏娇金屋,偷了珠宝、手枪、合同等,义正辞严地教训大买办说:“你们这一班卖国的王八旦也配称‘贼’吗?你们只配称‘老爷’!称‘大人’!”

而今“爱国贼”并非源于陈大悲的创意,他们与“卖国贼”是一丘之貉,目的都在于窃国自肥。

(鄢烈山)

穷靠富,富靠天

“从前有这话:' 穷靠富,富靠天'.像从前真是遇到灾荒的时候,还可以问财主借点来,现在是借都没处借--”

---- 张爱玲《秧歌》。

《秧歌》是张爱玲的第一部用英语写的小说。描绘了1950年代土改时期江南农村恐怖和荒唐的状况。跟农民们的希望相反,分到土地并不能让他们脱离贫穷和结束饥饿,因为天灾和人祸,“土改运动”恰恰是大饥荒的开始。而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更加使中国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我们往往把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一起讨论,这两部小说,前者艺术气息更浓厚一些。

The first of Eileen Chang's novels to be written in English, The Rice-Sprout Song portrays the horror and absurdity that the land-reform movement brings to a southern village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1950s. Contrary to the hopes of the peasants in this story, the redistribution of land does not mean an end to hunger. Man-made and natural disasters bring about the threat of famine, while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Korean War further deepens the peasants' misery. Chang's chilling depiction of the peasants' desperate attempts to survive both the impending famine and government abuse makes for spellbinding reading. Her critique of communism rewrites the land-reform discourse at the same time it lays bare the volatile relations betw…

张爱玲的《赤地之恋》是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 ”写的

网上读到这么一段:

1952年,张爱玲远走香港,这个出身望族,从未下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写出两部政治倾向鲜明的作品,《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 ”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1995年张爱玲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人。她曾经的丈夫是胡兰成,一个在汪精卫的亲日伪政权下“赫赫有名”的人。政治上无大义可言,思想上无原则可说,生活上无道德可讲的无聊文人。”

我不怎么读张爱玲,这样的评论,迫使我去阅读她的作品和有关材料。读完了《赤地之恋》,作为政治性题材感觉还不错,尽管确实比较粗糙。这部作品确实由美国驻香港新闻处“授权”,但是这很好理解。下面是一段引文: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迁居到香港。到香港美国新闻处工作。
1955年,张爱玲赴美国定居。
1956年,她得到了Edward MacDowell Colony 的写作奖金。这一年她结识了剧作家赖雅,同年八月在纽约与赖雅结婚 。开始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小说的故事背景是“三反、五反”时期。由于作品与当时中共的主流格调不合,被作为“毒草”而批判。在大陆文学界,张爱玲也因此长期被作为反面典型,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改观。也就是说,张爱玲是为美国驻香港新闻处工作(USIS,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赤地之恋》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有人合作应该很正常。

至于,张爱玲是否出卖灵魂,跟当时丁玲、冰心等作家比较。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命运比《赤地之恋》天差地别,前者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从艺术角度说,两者应该相差不远;从内容来看,前者很明显不如后者。

张爱玲的命运,如果不是在流亡到美国,孤独的死去,也只能在文革时被批斗而死。

《赤地之恋》这样的作品,直到文革结束后很久,才陆陆续续的有些作家涉及这个领域。里面写的血淋淋的场面应该非常的真实,甚至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敢写。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应该是这一方面的开山制作,似乎没有先例。

国内的评论,文革前说《秧歌》和《赤地之恋》是“毒草”,文革后说是“败笔”,其实在于这两部作品赤裸裸的揭露了当时的残酷的现实。

张爱玲是一个老式的女人,流亡前后的世界观的转变很值得研究。她跟胡兰成的爱情也非常有争议,但是不能因为胡…

“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1980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在《十月》发表,卷首语中写道:“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剧本拍成电影,送审时改名《太阳和人》。影片讲述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坎坷命运:凌晨光一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女儿的出国决定还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女儿反问父亲,“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影片被严厉批判,没有公映。

最难的时候,白桦接到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打来的电话:“尽管沸沸扬扬,(胡)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一再重申他的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

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是北岛写于1976年的诗作《回答》中的头两句。1979年,《诗刊》3月号转载了《今天》创刊号上的这首诗,4月号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在北京创建了民间刊物《今天》。在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这一年,王家新刚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年初开学,他班上的北京同学纷纷带着《今天》到校。“诗还能这么写?”大家惊呼着,这本刊物迅速风靡校园。

1979年4月8日,《今天》在玉渊潭公园组织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千人参加,场面非常热闹。警察们在一旁观察动静。

1981年,《今天》被查禁,18个月中出了9期。

而此时,一个全民读朦胧诗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朦胧诗选》成为当时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的床头书。

多年后,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1979年10月22日,许世友将军给大儿子许光写了一封信:

许光:

邮去现金伍拾元整,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我今年74岁了,身体很好,活到八九十岁,也只有十多年了,你们可以先作准备。


1985年初,许世友交代秘书给中共中央写报告,说自己来日不多,对组织别无他求,请求中央在他死后实行棺葬,理由是自幼参加革命,报效生母不够,活着尽忠,死了葬在老母坟边以尽孝道。

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照此办理,下不为例。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辞世。下葬时,灵柩里放了几件物品:他生前戴的欧米茄手表,天天听的半导体收音机,一瓶茅台酒,一支猎枪及100元人民币。

伤痕文学

1978年8月11日,上海街头的每个报栏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几乎人人都在为《文汇报》上一篇名为《伤痕》的小说而落泪。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有人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1978年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把他的处女作《伤痕》贴在了班级墙报上。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

《文汇报》为了让《伤痕》顺利发表,提出了十六条修改意见: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小说主人公以关爱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因为小说“感觉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在结尾处安排主人公“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将军吟》《芙蓉镇》等“伤痕文学”代表作相继问世。

后来,在美国生活的卢新华说,“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

来源:《真话》:记录1978-2008中国民主进程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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