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1968年4月30日付了子弹费以后，不久母亲的朋友朱太太来电话叫我们到她家里去一次。我去后发觉她家里气氛沉重而又异常。她先问我有无姐姐的消息，姐姐在执刑前有几个月他们没有她的音讯。我就把付子弹费的情况告诉了朱太太，她听后立即脸色灰白，沉痛地说：“这是真的了。”在我追问下，她告诉我，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二次在龙华飞机场勤工俭学，4月29日由同学送回家时已面无人色，神情呆滞，半晌讲不出话来。朱太太追问发生了什么事，那同学说：“我们今天在龙华看到枪毙人，是个女的，祥祥看了立即变色，说是认识她的。”等那同学走后，祥祥突然哭了起来，说：“大姐姐被杀害了！”因为他的精神受到了打击，先要他休息。到第二天朱太太向他问个究竟，祥祥说他们一帮勤工俭学的在机场内做些杂务工，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那天结束后，在机场内多玩了一会儿。到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有两辆军用小吉普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反手绑架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着东西。他们向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那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开了一枪，当她倒下后又慢慢地强行爬起来，于是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快疾驰而去。祥祥说，他当时几乎叫出大姐姐来。朱太太再三追问他是否会看错，祥祥说绝对不会错，大姐姐有她的特点，只是更瘦了。身上穿的像是医院里的衣服。我听完后，我只说最好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我母亲，她可能受不了。
在回家的归途中，我脑海里浮起的只是这一幕血淋淋的惨相，龙华、四月、自由、五分钱子弹费、母亲的泪……过了几天，有人转告我，同狱一犯人在一次公审大会上看到审判林昭的经过。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为林昭在狱中无人不晓，犯人们见到她出来都呆住了。林昭被带出来时，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着张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缩，专防囚犯喊口号用的，因此她越想张口，塞子就越大，整个面颊都会鼓满起来。另外还可依稀看到她颈部的塑料绳子，这是用来扣紧喉管，防止发声的。这些都是监狱对特别“危险”的囚犯的处理办法，不过双管齐下尚属罕见。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她眼中燃烧着怒火，许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难过。
按照常规，狱中公审大会开始时，只要囚犯一押上台，下面犯人们便要大声呼喊口号，但是那天审林昭时竟寂静无声。主持人立即大怒，吼道：“你们这些囚犯都死了吗？”然后就领头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而和者却并不很“热烈”。转告我的那位讲得十分详尽，我听了却无法表达我的感情，只觉得一股寒冷而逼人的气流注入我的心胸。
林昭执刑后几天，我们收到通知去提篮桥监狱取遗物，我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一起去了。在门房递上通知单，所有里面的警卫都又以奇特的眼神看着我们。母亲很哀伤，抽噎不止，我的面部一点表情也没有。这次取得包裹一只，内有棉袄一卷已完全拆碎检查过，血迹斑驳的被单若干和不少白布条上模糊的血书，还有几件衣服。我们反复寻查所谓遗物，难觅片纸只字或林昭在狱中多年的别的留存。
林昭虽在含冤中被镇压，但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与外界的接触中，我感觉到社会的正义力量支持着林昭，尽管那些支持并不能改变林昭的命运。
我记得，姐姐在第二次入狱后，曾住过上海精神病医院作精神鉴定。精神病院院长是著名的精神科权威粟宗华医师，他亲自为林昭作精神分析。在“文革”中，粟医师因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和林昭两个病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几乎也划为反革命，罪名是包庇反革命分子，想以精神不正常为理由来开脱严慰冰和林昭的“滔天罪行”。粟医师为此抑郁成疾，不久便逝世。当年在《二医战报》上有粟宗华的专辑，摘录了粟与林昭精神分析的对话。林昭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年轻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政治是骗局，尔虞我诈。过去我一直不信，当悟出真理时已太迟了，现在我已超过了受骗的年龄，但尚未到达骗人的阶段。历史将宣告我无罪。”那期专辑中猛烈诋毁粟宗华医师不学无术，包庇反革命。而粟宗华曾对人说，林昭是个难得的人才。
80年代初，我向上海高级法院院长关子展提出对林昭案件平反复查问题，受理后由静安区中级法院院长赵凤岱承办该案。当时《民主与法制》杂志的陈伟斯先生曾去采访，看到有一房间关于林昭的档案。在这期间，有一天我接到通知，上海公安局有人为林昭的事要找我谈话。我在外滩的一间办公室内见到了这位同志。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他要见我的目的。在谈话中我才明白他要告诉我一些有关林昭的情况，他对林昭的一切比我要清楚得多。他告诉我林昭的案件自始至终在公安局内部有两派意见，从判刑处理、执行到目前平反复查其分歧之大不可调和，因此平反的事甚感棘手。他告诉我内情的一番真意我很感激，我知道了他在林昭问题上是持反对意见的。
为了要寻求细节，我决定乘案件平反复查之时，前往监狱医院去采访那位给姐姐看病的医生。我为了确保访问成功，事先即托人了解那医生愿否见我，能否讲一些林昭的情况。托人去了解的结果，他说了一句：“医院是不会让她进来的。”我于是决定直闯监狱医院，到那边我向门卫说明林昭被“四人帮”杀害，现正进行平反，要向医院了解些情况，门卫打通电话后让我进去了。我在一间像护士室的小房间内等候，约十分钟后那位医生进来了，他个子虽小但显得精明能干的样子。见面时他有些紧张，我说明来意后他有些惊讶。在谈话中知道，林昭在医院中住了不少次，多数是由他给诊治的。他的内心是对林昭持同情态度的，总是设法让林昭在医院里多住几天。他说，她是一个“任性”的女孩子，有极强的煽动性，在治疗中稍有一些恢复的时候，就又宣传起她的政治主张来了。她能说会道，影响很大，文笔又快，刚好一点，就“上书”、“参本”，忙个不停。她来住医院，起先主要是因绝食而抢救，后来有几次因写血书把血管切得太深而流血不止才送来医院，也有因咯血不止而入院的。他说，林昭去精神病院鉴定也是他提出来的，因为她常常说其他人包括医生在内都要谋害她，他觉得她的思维有时给折磨得不正常。人是很残酷的，他只觉得她太可惜了。他因为“包庇”她，起先他被“靠边站”，后弄去劳动了一年多。他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不违心的事。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力救她。她最后一次来医院是大咯血，人瘦得还不到70磅。他简直认不出她来了，只有她的眼神仍闪烁着光芒。趁没有人在旁时，他对她说：“唉，你又何苦呢？”她轻声地回答：“宁为玉碎。”他有些不好的预感。果然有一天上午，三四个武装人员直冲进病房，把林昭从病床上强拉起来，当时她还在吊葡萄糖，那几个人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毫不畏惧并从容不迫地说：“让我换件衣服。”他们说不行，随即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她架着走。她在门口还对护士说：“请向X医师告别。”医生说，其实他当时就在隔壁病房内，听得很清楚，他说他不敢出来，他只觉得自己浑身正在发抖。他说当了一辈子的狱医，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犯人从病床上拉起来立即开了公审大会就去执行的，他不知道她犯了什么罪，也不想知道，他没有能力去辨别。当她慷慨激昂地在病房传布她的言论时，他总是远远地躲避。他也从不要看她的“万言书”，这样才能与她保持纯粹的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曾对领导说，他从来不知道她的政治主张，他只是看她的病。他最后对我说：不知道你想了解什么，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但想到你姐姐最后一句话向我告别，或许你姐姐还是希望告诉你一些我知道的事实真相。谈话后我的感情都浸没于那些阴森的画面中了，脑际呈现出姐姐在最悲惨的日子中的刚强的身影。我正想着，医生已经站起来了，他向我握手道别，我向他道谢，他一言不说，只是摇摇头。当我走出门回头看时，他木然地站在那里，像一座塑像一样。
我离开提篮桥监狱大门时，我回顾了一下，这道灰暗高墙的阴影将永远伴随着我的余生而难以忘却……
姐姐早在60年代初就说过“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她的被评反、恢复名誉正是20年以后的事，如今又将过去了近20年，林昭的故事才得到一些公开的昭示，可是她能获得真正的历史的评价，恐怕还在遥远的将来了。历史无情，当历史的洪流将千万人卷走时，什么痕迹也留不下来，林昭或许只是最后升起的一星泡沫，一瞬间也就归于虚无--我坚定地相信，林昭的人格是永恒的。
1998年11月写于美国巴尔的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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